当前，法学人才培养可能存在结构性矛盾。面对法律服务的社会需求及变化，我们不禁要问：究竟需要多少律师？
这取决于市场的发展，也取决于制度、文化氛围等。自上世纪70年代起，我国律师数量持续增长。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之初，全国仅212名律师；到2022年底，全国律师总数已达65.16万人。
司法部发布的《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纲要（2018—2022）》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每万人拥有律师数达4.2名。以美国为例，其执业律师数量超过130万人，占其总人口数量的4‰～5‰。按照“赶英超美”的目标，中国律师数量的峰值“应该”达到500万～600万人。
事实上，美国是普通法国家，有联邦和州两套法律体系，且国内有些过度的“司法文化”，凭借跨国法律霸权（如“长臂管辖”）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才诞生了如此庞大的律师人数需求。我国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法律、经济、文化系统更为相近，文化上都存在较高的“厌诉”倾向。
但单看北京和上海两地，律师人数已经趋于饱和，甚至有可能结构性过剩。因此，这些地区的律师业竞争呈现白热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2. 律师人均业务收入增长有限
早年间，律师的案源拓展主要依赖“水波效应”，高度依赖熟人口口相传。如今，有经验的老律师获得的案源会越来越多，但新进律师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成熟，律师行业的竞争已经由简单的身份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律师人均业务数量和人均收入增长近年来逐步放缓。例如，上海律师人均创收从2008年的约45万元增加到2020年的约100万元，但增长倍数不及律师总创收。
3. 重返“万金油”时代
近年来，法考人数的增加和法律咨询公司的兴起对律师的案源产生了显著影响。不少律师手里案源难以支撑其最基本的创收标准，不得不放弃“专业化”，转而提供基础的“万金油”服务。但即便这样，前提也是能接到各类案源。
4. 律师业回归“大众化”
时代变了，与经济发展相伴生，过去二十年是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高速增长期。如今，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已经扩展到更广的维度，律师和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权衡多元化或单一化的业务发展？如何提升在单一法律服务领域内的专业能力？如何精细化建设单一法律服务内容的服务能级？如何细化法律服务的颗粒度？
5. 结语
规模化浪潮过后，高质量发展路径需要行业共同探索。在法律服务市场日渐严峻的竞争态势下，律师行业应找到一条给客户创造更好的价值、更高的性价比的独特路径，让整个行业回归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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