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每年夏日，必从北京出发，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这条路途虽然只有两百多公里，康熙皇帝却需要耗时六日才能抵达。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避暑之旅，更是清朝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康熙目光紧盯北疆，对蒙古各部尤为重视。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蒙古一直是北疆安全的屏障，对清廷的稳定至关重要。
康熙并非对蒙古的形势一无所知。早在年轻时，满清就与蒙古各部建立了联盟，通过联姻和分封的形式结成利益共同体。然而，这种关系并不稳定，清朝统一后的几十年里，蒙古仍然存在强烈的独立意志。康熙多次派人前往蒙古，与各部首领会谈，试图平息动荡，稳定清廷对蒙古的控制。在一次巡视中，康熙看中了承德这片地界，认为此处正适合修建行宫。
承德位于热河区域，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东连山海关，西接蒙古高原，北面则是广阔的草原与长城的关隘。康熙一行人站在承德高处，远眺四方，清新的空气和开阔的视野让他心情舒畅，眼前一片草木丰茂的景象让他怦然心动。他最终决定在此修建行宫，并命名为避暑山庄。
康熙帝的决定并非出于一时的消暑之需，而是清朝战略的重要部署。避暑山庄不仅是为了避暑而建，更是一处安抚蒙古、巩固北疆的前沿之地。康熙在设计之初就指示，要体现“汉、满、蒙”三族风格，以展示清朝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山庄要“外阔内宁、恢宏而不奢靡”，以展示清廷的庄重威严。
康熙利用山庄作为联结满蒙的纽带，不断邀请蒙古首领来此朝觐，接受清廷的赐宴与馈赠。每年夏秋，蒙古贵族们沿着草原来到避暑山庄，接受康熙皇帝的款待。在山庄的盛宴上，康熙与蒙古首领们围坐在一起，共话天下大事，蒙古的首领们感受到清朝的威仪与厚待，自然更加归心。
康熙从北京出发，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的行程，大致需耗时六天。史料《起居注》详细记录了康熙前往承德的六日行程，每日所到之地皆有明确记载。康熙出发当天，清晨从紫禁城的东华门出发，第一站即三家店行宫。第二日，抵达密云的刘家庄行宫。第四日，抵达滦平县两间房行宫。在第六日中午，队伍抵达承德避暑山庄。
康熙对承德避暑山庄的定位远超一座行宫。避暑只是其表面作用，而练兵、联络边疆、推动民族融合、展现大清皇权，才是康熙在这里的真正目标。他利用山庄来进行军事演练，并展示清朝的军事实力。山庄背靠蒙古草原，周边地势辽阔，非常适合大规模操练。每年夏秋，康熙亲率八旗军士，在避暑山庄及附近的木兰围场演习。
康熙的孙子乾隆帝，继承了对避暑山庄的偏爱，并对其进行了扩建，使山庄的规模、功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乾隆延续了康熙的策略，进一步利用山庄与蒙古、藏地保持密切联系，将清朝的影响力稳固在北疆。
避暑山庄不仅成为大清对内稳固边疆的工具，更成为清朝对外展示实力和文化的窗口。清朝在山庄内接见过俄国使节，并通过传教士展示了西方世界的科技知识。康熙曾在山庄接见西方传教士，聆听他们讲述西方的科技发展，乾隆时期，欧洲各国使节也曾在山庄觐见皇帝，感受到清朝的威仪与文化。
然而，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清朝被迫将军事重心转移。咸丰皇帝仓皇逃至避暑山庄，在此签订了《北京条约》。山庄的命运从此发生转折，由辉煌的清朝皇权象征逐渐沦为冷清的宫殿。
清朝衰落，避暑山庄也随之逐渐荒废，成为时代更替的见证。1961年，避暑山庄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对山庄进行了大规模修复，使其成为现代人缅怀清朝历史的圣地。作为清朝“康乾盛世”的见证，山庄不仅记录了两代帝王的雄才大略，也见证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延续。
